作者:chiefli

栖居:远山、咖啡与海量青菜

总觉得庙前村的房屋太多了点,接近莫干山风景区,早前颇受欢迎的漂流就在不远处,方便、热闹、密集,可以称得上是莫干山民宿第一村了。

乡村精品民宿,终究是个中间景观,不可以太农村,那就无聊了,不可以仿城市,那就压迫了。栖居就是个动静皆宜的中间地带,房子不冷淡也不艳丽,乖巧倚在村里的坡儿上。

动静皆宜,说起来就是人气儿刚好。不被蒸腾的人气儿淹没,也不让你静默地无所适从。一夜小雨,清晨下来到餐厅,吃完咸菜竹笋肉丝汤面,用边上咖啡机打一杯清咖。轰轰磨豆声响,和小时候村里磨稻谷的声音有相似的韵律,干香的气味,劳动的节奏,混合在湿漉漉的南方空气里。

拿着喝了一半的咖啡到大露台,雾蒙蒙的远山下面是一片片一层层的房屋,里面有不少和我一样的外来住客吧,有无所事事汪几声的草狗,还有烧着泡饭又开始熟悉的一天的人家。果然莫干山还是要有点雨才好,清新水汽和所有世俗相遇,给劲儿了!

栖居的青菜也特给劲。头个晚上,独自吃饭,两菜一汤,吃到第一筷青菜就兴奋了,特别甘甜,一点都不逊于雪后挖出来的。要知道平时在北京,油菜(江浙沪单称“青菜”)怎么都没有长三角种出来的清香,更别提甘不甘甜。管家候波讲,这菜就是自家种的,栖居餐食在村里也是数一数二。第一晚我一人把一大盘炒青菜都给拾掇了,结果第二天和另一个姑娘一起,栖居就给上了加长版的巨量青菜,太可爱啦。大厅的投影放着综艺《我们的挑战》,孩子们排排坐瞧这看那儿,我俩姑娘则对着屏幕上的沙溢,讲黄晓明和胡可曾经的恋爱。伴着八卦,清蒸鳊鱼,笋干烧肉,也是滋味十足。相形之下,早餐还需要好好打磨,比如颇能体现细节品质的面包就无甚滋味。

我住的是副楼二楼家庭房,窗下即是温泉池和休闲天台,天台上有木桌木椅。略有凉意的初春,若是晴天,去吸了太阳味道的大木桌边坐会儿,元气满格。房间装点清新,保持了栖居不求精致的自在风格。只是在细节还不够专业,比如卫生间洗手池上方的灯安在了人自然站位的头顶,光直直射下来,半张脸皆阴影。淡季主楼关闭,旺季可以尝试住那儿,有客厅有酒吧,房间格局更大,露台外景开阔,还可以跑到顶楼大天台撒欢。

吃了住了,还得玩儿。栖居在这方面很用心,和附近草莓基地谈了合作,客人可以亲民的价格享受采摘乐趣。没有自驾的我两天都需要长距离出行,经理就帮忙联系了相熟的唐师傅,唐师傅收费合理、服务热情、车技高超,陡峭的上山路驾轻就熟,强烈推荐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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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于飞猪旅行、态客民宿实验室,作为飞猪达人、态客民宿试睡员,前往莫干山 栖居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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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塘 :真的紫罗兰、假的小黄人

一株略颓废的芭蕉树偎在拾雨楠舍院子的一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主人名为“蕉哥”的缘故。

春节回家,北京南下,其中一站是西塘。降落杭州萧山机场,机场快巴嘉兴线一个半小时至嘉兴客运北站,换乘公交一小时至西塘,拾雨楠舍的小哥开车来车站接我,终于到达偎在繁荣城市旁的古镇。

阴冷淡季,2010世博辐射的人气渐渐不再,新兴的三角洲古镇也不止一个,糊了一层陈旧旅游地标配外衣的西塘难免更寂寥。

露台的竹栏杆在被细雨涮旧,绿红黄银的椅子跳跃在民宿的小院落里,木长桌上的小陶罐里耷拉着几片紫罗兰。这个江浙沪特别常见的景观植物,和宝石花一起长在乡下的瓦片房顶上,也长在城市的小阳台里。

拾雨楠舍有着在西塘这个古镇上格外出挑的设计感,植株自带小地方的闲散,民宿整体生长着中产阶级的秩序感。这种秩序带来了住宿上的舒适,洁净,明亮,该有的都有,阴呼呼的天气里趴在大床上刷掉屯着的剧集,晨起泡一杯清咖站在露台上,近处是正在洗拖把的清洁阿姨,远处是“7D影院”的招牌,挂了至少有三两年?

第一天的晚上和当地管家小俞在旁边的玉楼春吃饭,响油鳝糊、炒青菜、河鲜汤。聊到西塘,多是本地人出租房产,闯劲更足的外来者经营。也是,年轻人去上海去杭州打拼,五十来岁的父母厂里上上班,再多开个饭店,最多的还是老人。

沉沉的夜色包裹着各个店铺的灯光。PU皮的小黄人鼓鼓地挂在铺子墙上,眼珠子凸起,牙齿挺少见的粒粒清晰地呲着,神色浓郁,有种年画的意味。一瞬间失神,周遭好像静止了,小黄人和一同被挂着的猫头鹰、小老虎雀跃起来。

肯德基白发白胡子的老爷爷在一轮变色的月亮装置后面笑吟吟的。买了蛋挞和拿铁,熟悉且满足。

幸福之家,仿宋繁体的生活方式,欧式大床,中国古镇3G合作伙伴,贡茶,麻辣烫,塘东社区人口学校,结义亭,香阁里拉……漂浮着的西塘朋克里,四五年级模样的女儿举着一串韩国旋风土豆,妈妈犹疑着要不要回方才那家店买下花制作衣裳,小时候成绩不好的爸爸叮嘱着女儿下学期要想办法进步。

西塘和亭林镇的乘风破浪一样,特别假,特别真。而那暖的、活的、昏黄的,美国上校标准的慈祥之笑,一米七五油腻父亲的下次一百分有赏,遥遥的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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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于飞猪旅行、态客民宿实验室,作为飞猪达人、态客民宿试睡员,前往西塘拾雨楠舍体验)

带着当代生活里的一点悲痛

过去的一年半多,我的时间一直围绕着 精品民宿、乡村、新兴中产阶级、旅游、生活方式、场景 这些关键词,由此带出 逼格、在地、日常、诗意、浪费时间、小而美 等情感唤起的语言。这种空间和语言代表的新需求新道德,与“消费升级”的政治议程并置,诉说着占据主流话语的一部分人的生活共识。

带着当代生活里的一点悲痛,用户们通过图像、文字、社交网络和社会化媒体,用个性化的体验探讨自我和他人、世界的关系,大概可以总结为这几个基本问题:何为美,如何实践对幸福的天然承诺,何为正当之生存。

我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思考来回答这三个问题,或者说美是私人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足以代表。然而,任何一种需求的存在必然基于一种理想化的生活共识,这种共识背后流淌着“我们”想要秉承的价值观,那种叫“向往”的东西。

到亲近自然的乡村里去吧,心甘情愿地浪费时间吧。

“我们”被过度夸张的理性所辐射,日日为能够自豪地活在夸张的证据世界里而不懈努力。

“我们”活在了卡尔维诺笔下的阿纳斯塔西亚——“你若是每天八个小时切割玛瑙、石华和绿玉髓,你的辛苦就会为欲望塑造出形态,而你的欲望也会为你的劳动塑造出形态:你以为自己在享受整个阿纳斯塔西亚,其实你只不过是她的奴隶。”

“我们”失去了自己所认为的自我,于是想要在乡村里找回自我。“我们”承认自己的瑕疵,在自然的日常间好像能寻找回自己的天赋,那些自我中高贵的侧面。乡村意境下的“我们”是和善的胜者,像莫干山随风飘动、雪压不折的竹子,优雅,平衡,effortless。对自然亲近的前提是秩序战胜自然的努力,这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逻辑,现在,这种胜利是轻奢的、可以购买的。消费作为一种手段,可以让人变美,也可以让人得到强者的装备。

缺啥补啥,诗意场景的背后是这个时代技术至上的价值观。技术规定了人和世界的关系。

民主,科技,商业,当代的我们崇拜的,浓缩在了“归家”情绪下的乡村精品民宿里。

“在地”也就不同于本土,它是“我存在于我的地方”,是空山新雨后拍下一段小视频上传朋友圈的“我”实践出来的新型地方。“我正在此地而非彼地,正活在此时而非彼时。”(阿兰·德波顿)“在地”是个人、地域、媒介共同建构的,是当下的,时空的,是非常私人的。

在地时空下,乡村民宿里,理性被放松了吗,自我被更多地理解了吗,那个“家”更接近了吗或者改变了吗?于你,怎样的环境更让人幸福?

——比如水泥墙之于德波顿“就像普鲁斯特那著名的玛德琳点心一样,能一下子在我心里唤醒我的童年”。

 


PS:

想写的东西死活写不出来。读得太少,想得也太少,掌握经验也太少。

逼促自己回顾挖掘拓展,没怎么深入就痛苦得不得了,但好像也蛮刺激。短期的期待是小文章。

这篇算是目录,列了些未来日常生活的实践中需要不停去寻找答案的问题(不管有没有答案):

这种新的社会话语是自下而上的吗?还是“供给侧”出来的?

比如乡村精品民宿的语境下,建筑、设计、媒介科技设置,能体现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吗?它们表达了某种共识的气质吗?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是什么呢?

“生活方式”有哪些维度?“生活方式”对不同的人群是什么意义?物质对生活方式的暗示,在这个案例里都有哪些大量的细节呈现?

消费升级语境下的“生活方式”,本质是理性的,会不会演变成某种新的狂欢?

人们安于什么,又想改变什么?

普遍意义上美的实体空间,最大的美德是不是包容,包容有哪些维度?包容是不是最大的爱与理解?

当代的“乡村”是被建构出来的吗?包括民宿建筑在内的乡村空间,在向人们讲什么话?唤起了哪些感情?

包括微信在内的媒介科技,如何参与这种建构,另外,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如何交融?功能以外是什么?在特定场景里,人与人的关系相对以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现代人需要什么?当代人需要什么?有这样一个整体吗,我需不需要警惕这种对整体的归纳和表达?具体到我个体,我需要什么呢?

何为正当之生存?什么能使你使我感到幸福?

咕宝在微博问答里写:“你把世俗生活归类为当代,但实际上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没有当代,当代消失了。” 消失的不是当代,也不是你,是你和当代之间的关系吧?

—— 最近一块钱围观看大咕咕咕鸡、和菜头的微博问答感受到了当代生活里的一点可爱,赞微博,分答 is a bull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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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片竹林封闭只为你,一个人泡在浴缸,就着满窗碧绿,看岛屿的旧章。

夜间滂沱大雨,清晨朝雾迷离。

这是喜欢的歌词里喜欢的翻译。

开始写之前,出门买了喜欢的早饭,大雨之后雾蒙蒙的小雨让人有点开心。喜欢大雨,人好像可以隐形;喜欢小雨,悠悠的负离子沁人心脾。

回想筏头乡,是不同场域的相同的滂沱与迷离。五点起了床,鸡闻我而起舞,从木竹坞拥有好视野的露台望向远山朝雾。又沿着乡里小路和山间公路找去了梦幻的水库,“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

其实对于“沉醉”这件事非常警惕,总是太容易有很多错觉了,错觉又太容易逝去了,必须非常清醒才能不被滑石弄得一身泥泞。

然而可爱的事物总是可爱的。可爱的事物是以清醒来让人陶醉,说白了就是骨子里很酷。比如翠域餐厅那亮绿的顶,一抹清新破了格局,但又没有铺张开来、萌得过分。湖州的竹笋真是顿顿吃都不腻,就着米饭,竹木编的风扇转啊转,大狗趴在皮沙发旁边有一茬没一茬地睡,落地窗外的山石则带来一种静止的顿感。

管家少年们都穿着蓝色T恤,不会特别猛烈的热情,关心和配合都还不错,羞赧赧的清新和小院的秋千仙人掌、桌上的野花野草、前台的咖啡气味、穿堂而来的风在一起,真是可爱的。当地阿姨叔叔则负责后勤基建工作,翠域六栋别墅里都有阿姨清扫负责,颇具风味的餐食也是出自当地厨子之手。鸡汤尤其好。

翠域的几栋房子都是不同设计师设计,基于原有的格局进行不同的创作和改造。我住的这栋更为当代简洁一点,但也没有冷冷淡淡,反而有相当多朴素的缤纷。

三楼的房间落地窗对着青山和烟灰色的天,卫生间同有大玻璃窗对着封闭的竹林,容你泡在浴缸里,摆好笔记本,就着簌簌的碧绿,看岛屿的旧章、听诗人的故事。清澈、残酷而悠扬。

床头的闹钟兼蓝牙音箱,墙上供住客出门用的手电筒,可以点播的电视,陶马灯,湖州茶……若能加上熨斗就好了。

楼下公共空间里的厨房、莫干啤酒、水果和野花,也都是可爱的。而可爱是我对人事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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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6年8月最初发表于态客民宿APP,9月4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试睡大师”

去长城脚下过年放个二十万响的炮仗

长城上没有余地悲春伤秋。

从瓦厂近处山路上到慕田峪还未开放的部分,没什么惹眼障碍物,然而结冰小道、沙石虚掩,必须收起桀骜,每一大步都小心翼翼。惟余莽莽的赞叹点到为止,在想,面对恐惧的产物,连接起这些战国长城的秦始皇心中是否恐惧过?宏图霸业,步步为营,运筹权衡基于畏。他有,经常有。恐惧诞生残忍的伟大。

这里也有一种同等沉默的温柔。高处野性用极大虚无包容你,让你自我驯服、自我操控、自我抵抗。“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剑在心中。

萨洋是真聪明。毕业于加州伯克利,研习过中日政治经济,和自己的中文老师结婚,来到中国生活了三十年,作为瓦厂这家精品民宿的老板之一兼设计者,作为一个进入的“他者”,萨洋很会把握长城气象——对恐惧和野性怀柔。若用强势对冲强势,渺小一方只会被吞噬。萨洋很巧,环境已足够强大,他不挑战你的观念,也不挑衅气氛,不试图控制到了这儿的你。整个瓦厂从空间设计、装饰设备,到配套服务、态度思维,都自然、得体又轻松,偶尔还有惊喜。在改造琉璃瓦厂的过程中,萨洋不拆不建,尽量维持原貌,公共空间的厕所是原先烧窑的地方,部分空地用来种菜。整个瓦厂鲜少装饰的堆砌,画只有两幅,遗留的琉璃瓦就是装饰。

瓦厂有四季。
今冬日肃杀,去吧台倒杯热饮,站在院里望向卧佛山和慕田峪,天极蓝,无非是普通时间里的普通天空,又好像那么的不平庸。若幸运,白雪皑皑的长城与你相对,要哆嗦了,就躲进室内烤壁炉去。冬去,春复苏,夏清爽,秋缤纷。据说,秋天满院山楂树红果果,瓦厂会摘了果子做山楂酒,也有重口的五香酒和甜口的杏酒,柿子、倭瓜摆着点缀,需要的时候就吃了。上个万圣节,院里码上一圈南瓜,雕最好的那位客人还赢了额外一晚住宿。

既是瓦厂,自然大而不简单。25个房间,9栋别墅,3间会议室,放映室、餐厅,还有结构复杂、布满镜子的健身房、按摩室……6000平米足够来玩瓦厂为你私人订制的躲猫猫,比如老板去哪儿、爸爸去哪儿,他们甚至能为客人联系村户增大游戏难度。要足够性感,泡在露天温泉浴缸里,被蒸腾的水汽包裹,兴许也是不那么容易被捉拿。

餐厅有吧台,热饮自取,主厨是个印度裔加拿大人,曾经在迪拜待过,颇有故事与想法。这里采用点餐制,混合西式风格,也有鸡汤馄饨等少量中餐。怀柔特产虹鳟鱼,用莳萝腌制,是早点的冷餐选择之一,红枣核桃被加入自制的烤吐司,那种口感真是太妙。午晚餐可点的牛肉三明治,其中黑麦欧包切片烤制,牛肉堡、芝士、煎洋葱都风味十足。

我从小吃家养土鸡蛋,略可惜的是,无论是沙拉里的煮鸡蛋还是咸鸭蛋,从蛋黄大小色泽来看还不够好,建议换个品种。瓦厂选菜搭配都比较讲究,出品基本都颇有诚意,只是透明塑胶封皮的菜单有些上个世纪的气息,字体和纸张都比较老范儿。另外建议能增加一两样纯中式的餐点,比如一碗特别好的面,以更好满足今后更多的国内客人。当然,要是同行人中有思量炒菜的,纵使春节前夕,也可以像我们一样跑到村委会旁边的小卖部,叫老板娘做个蒜薹炒肉、芹菜豆干、辣豆腐,守着门口的太阳吃掉大半锅饭。

每间房间都有自己的小院子、大落地窗门,豪华大床房的顶上辟了一长块玻璃天顶,露台朝向卧佛山,卫生间是开放式的,可以躺着看星星,在星空下沐浴,或者是如厕仰望思考人生……以前乡下的平房也是经常瓦顶上开个方口安上玻璃,很小的时候被太姥姥断断续续带过几年,享受难得的宠溺,可以任性,也总可以待在床上,清早就窝着调电视频道吃溏心水波蛋。那个屋顶有时候就有一块小小的星空。

这次,我们两个女生睡在双床间,倒也是可以从透着独院的玻璃墙门瞧见北京城不大清晰的星星。双床间空间疏朗,床不宽,床和床品都是瓦厂定制,若多来个人也可以加床。卫生间外有洗面池和镜子,水温可调节;卫生间门的两面都是镜子,门内还有长镜、圆镜,视觉上延伸了空间,也添了几分纯净和空灵。浴品来自香格里拉农场,洗发水和护发素是薰衣草味,洗起来很舒服,这家香格里拉有机农场产有天然咖啡、蜂蜜和护肤品。萨洋唐亮夫妇非常重视生态环保,客房不配备牙刷牙膏等个人卫生用品,没有瓶装水,要喝水拿暖瓶去打,如是同一位客人,3天或一周换一次床上用品,给每位客人提供一双手工制作的草拖鞋,并欢迎客人带走,如果客人已经使用过但没有带走,就将拖鞋切碎,放入堆肥。

卧佛房则是瓦厂观卧佛山最好的地方,正对着山上“忠于毛主席”五个大字。临着的主席套房,除了宽敞的卧室、卫生间,还配有开放式小厨房、客厅,壁炉、胶囊咖啡机、BOSE音响、海尔冰箱、红色中国铁皮闹钟、毛主席元素的混搭,有点复古,有点戏谑,又好像是真诚的正视,一切不再沉闷。

萨洋的中国元素应用是颇值得玩味的。可以感觉到,他作为一个“他者”进入以后,提取了用这个身份看到的魅力点。或者说,无论是琉璃瓦、毛元素、极为重要的长城景观,还是说乡郊本身,都不仅因为它们的在地性,从萨洋的角度,还在于它们隐隐象征了几样对于中国人极为重要的东西,也是最适合让他文化者进入当代中国的具象媒介符号。相关联的,瓦厂有时也会组织客人们村访,和赤脚医生聊天,参观养蜂场、豆腐工坊。这些客人里有荷兰国王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也有普通的80后一家三口,有加拿大首富,也有公司职员们。

在瓦厂待着是松弛的。这是瓦厂最富有魅力的一点。这里的工作人员分寸感拿捏得当,亲切欢快而又彬彬有礼,轻松不轻浮。瓦厂员工不少,但出现在你面前的只有几个,最大程度地给予了客人松弛的空间。员工美好的服务状态跟设计者经营者本身的心态也分不开,萨洋在瓦厂安放了经历,安放了家与乡的表达。萨洋夫妇曾为慕田峪村的历史和人物出了小册子,还让自家女儿配上插画,里面有村长、教师和赤脚医生的故事。

在这里,好像能找回一些失落的故乡,又规避了麻烦的逼问。还有点可爱的是,瓦厂的加州房东、印度经理、湖北姑娘、加拿大主厨、怀柔阿姨和住客年三十会聚在一起守岁、包饺子,放个二十万响的炮仗。热闹个痛快。这种松弛也不只是由于美好的态度和情感,还在于开放的思维。招待我们的经理是个年轻女生,研究生学跨文化沟通,她讲,当时拿不准本专业到底能做什么,机会因缘结识瓦厂,就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客户背景丰富的这里更能实现跨文化沟通呢。

跨文化,不该是一个标签,也不单是地理的跨越,而是全球语境下对偏见的摒除、对思维层次的丰盈。“看起来”的生活方式是其次的,不是说娴熟地在埃菲尔铁塔自个拍、在大溪地游个泳、说起纽约像说起上海一样就是国际公民。“看起来”的很多,但是瓦厂是确切地做到了,也许是因为主人的特定身份,重要的是做到了。“国际化”我们虽然一直在说,但不是上个网、踩个点就真的了解世界,而是要去体验,去亲历,去理解。再说到“公民”,公民是有责任和义务的,对社会和社区要有贡献。除了确切地做到生态环保,萨洋还将帮助当地人就业当作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是瓦厂可持续理念的一部分。(注:一年后把此文搬到这里好想删掉这段啊哈哈,还是不删了哈哈)

有躺在床上看星星、对着覆雪长城健个身的种种亮点,不过美好二字恐怕是难以概括瓦厂的。环境上融入,精神上独立。这里有主人对生活与时间的酝酿、对中国的参与式观察,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会拥有极其有趣的反观和体验,以及最重要的、松弛开放的生活。因为没有什么高于生活本身,思想不是,科技不是,艺术不是,工作不是。

想起太阳落山时候,天渐暗、星渐亮,从长城下来,原路缓缓返回到开阔处开始大步流星。

参天大树,呀呀鸟鸣,顶上一点飞机,远处人家灯火。

耳机里放着《書きかけの未来》,作为一首女子组合演唱的日剧插曲,此时竟然有点朋克。

大概有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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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6年2月4日最初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态客”

无聊被蓝莓染紫了

如果“芬兰”、“乡村”、“蓝莓”的词语组合带出了一种明媚白夜的田园牧歌想象,那么还得先打断一下。我总以为,这种想象要么存在于商业包装传播,要么存在于无需劳作者的自我表演之中。然而,不得不说夏季的芬兰乡下还是有着非常美好的自然景象,波光粼粼的湖泊、漫山遍野的莓果、森林里窸窸窣窣的野生动物,以及稀疏分布的木屋。

只是,成就这短暂而美好的生活一般需要好天气、亲朋友伴、便利的交通工具。在这个波罗的海地区近几年来最坏的夏天,阴雨多变,一个人无车无驾照,于此荒野之国总是有种种限制。想了想,也不坏,这样就不用太入戏了。未经打磨的东西可以攥在手里,滑溜溜的梦幻容易叫人失落。

因此,于我,能被华丽的城市所征服,却难以亲近。相比之下,芬兰这样的地方显得有点无聊,村里往往更无聊,但总有些东西是我愿意反复提取的:不炫目,不夸张,谦卑,平实,雅致,沉默中有激情,生机勃勃。

但有时也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有点疯过头,倒不在于人身安全,而是疯过头导致内心反而太过于安全。屏蔽了叨扰,无法直视自我的懦弱,长此以往懦弱就长在了体内,披着率性的伪装。就像骑车从高处急速往下,听到的只是风声。

在萨翁林纳和图尔库选择了住在乡下,都是离市中心十五公里样子。其实有点不知如何描绘,近年来不再执着于记录人类活动的种种细节,平时也不会特别感动于新鲜的空气、有机的时蔬、空旷的山野。只是每当身处森林湖泊,听到公路田野,看到其中人的存在,会更加自知且平和。

冲着歌剧节来到了萨翁林纳。夏日小城,湖光闪烁,古堡歌剧,人声酒香,自然是好极,然而往返民宿却是件麻烦事儿。周末公交停运,工作日也只有配合孩子上下学的往返各两趟,最近的超市距离七公里,然而骑着自行车来回没迷路,也就觉得这个世界并不陌生。投宿的“假日农场”由一对青年夫妇运营,从男主人的父母开办至今三十年有余:没有对细节费足心思,也没有鸡血式的热情,却是该有的都有,诚实充分,美好自由。

图尔库的头天住在了一位芬兰大婶家。相比于很多芬兰人的沉默内向,这位Julia大婶可谓欢快,吧嗒吧嗒地用口音颇重的英语介绍着各种琐碎,和我一起抱怨今年的天气。Julia家的桑拿是一绝,临着树木湖水,一个人在里面竟也能耐得住热看掉几页卡夫卡;六欧的早餐是另一绝,卷饼、烤面包、火腿、水果,旁边摘的小茴香和鸡油菌拿来炒蛋,蓝莓则糖腌后做成现烤的派——带点儿农家的糙,滋味悠长。

如果说,芬兰的众多乡间小屋得益于过去城市化进程中工人和中产的生活需求,使得芬兰乡村有其本身的城市支撑,且带着这个国家基因中的大自然属性;那么,相较之下,中国乡村在经历了文化的断裂,又在过去三十年为经济牺牲最大,到今天则呈现着一种无城市、向城市的荒诞迷茫。前两天去了趟京郊的密云,类似的民俗村充满了宏大叙事下对城市的模仿、对新城镇化地区乡村的想象,生活的痕迹被试图抹去并强调某种现代性,同时又带着些许从土地中生长起来的老实。

妥帖如司马台下的古北水镇,居中国整体而言算得诚意十足,却仍逃不过滑稽、媚俗与刻奇的浓烈色彩。若在我家乡的村镇造起这么一座七分乌镇味的创古大消费中心,个人必然无法接受;作为一个外来者,身处其中却仍有种洁净的感动,只不过这种情绪转瞬即逝,也不会变为对地方独特魅力的认可。但也说不定,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异化”会“内化”,不知道这将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存在。

芬兰的乡村是内敛的、自制的、追求生命本身审美的;中国的乡村则野心勃勃、充满迷茫,更多地朝向政治的美学、商业的艺术。然而,风、树、河流、山石、鸟虫、悲喜是共通的。千面湖泊好像可以把人带回到生命初始的时候;长城总是能抖落身上的风尘气,让千年后的你心生敬畏。自然和真实总是存在。有人的地方就有希望。

卡夫卡说,从印象到认识,有着遥远的距离。经历和智识还是两回事,以上权且作为一个长于农村、坚持农村户口不动摇的岛上乡人的夜晚随谈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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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5年9月15日最初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态客”

崇明人在“上海” ——第一批离岛知识人的身份认同与城市融入

这是我出于成长过程中的疑惑而写的本科毕业作品(2014年)。完成后对很多东西都告一段落,却又不知如何看待它。曾在2015年2月给一部分朋友与同乡看过,自觉欠缺颇多,不够成熟,因此未曾寻求发表。此记。


崇明岛,一个原本不属于上海的岛屿。曾经的几百年间,与外界往来以舟船为唯一交通工具。

泥沙冲积形成的它独自横在长江入海口中央,历史上的隶属关系变换不断:1939年曾划归上海特别市,六年后又改划给江苏省,1958年最终划给上海直辖市,直至今日。

江海之隔,是两种地理,两种文化,两种认同。

近代以来,少数崇明人陆陆续续前往上海。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高校恢复招生,1977年高考恢复,大量崇明人通过知识途径来到彼岸都市。绝大部分人以工农兵学员身份或通过高考上大学,亦有少数人在文革后期直接招工进入知识性人才紧缺的单位,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生活。如此规模属历史首次。

这批人绝大部分出身农村,周端(堡镇)、张子让(堡镇)、王霞(大同乡,现属建设镇)、范本鹤(建设镇)、陆新(新民乡,现属新河镇)就是其中五个。

他们对这个岛屿有着深深的情结,身上有着深刻的崇明烙印。与绝大部分崇明人一样,崇明、上海,对于他们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不同概念;直至今日,即便很好地融入了城市,说起“上海”(注:下文的上海都指上海城区,不再标注引号),指的还是市区的上海。

五个人中,有的曾经厌恶回到过往的土地,有的出去后还是对崇明充满眷恋,但无一例外,他们都选择留在了上海,这个给予了他们舞台的城市。要么上学,要么种田,在那个时代能够通过知识途径扎根上海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了城市精英。

几十年过去,他们从“崇明人”变成了“上海人”。

崇明人?上海人?上海崇明人?

也许在不同的情境下,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群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多元化的过程,他们的经历记录了时代种种,他们的人生亦是一段上海城乡的融合史。

崇明的烙印

在冬天,八十斤的她要挑一百多斤的泥土担子,没有好好的鞋子,脚被冻裂出一道道伤口。

十八岁的陆新,总是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到田野上去兜一圈。那是1976年,他成了上海最年轻的中共党员,并担任大队支部书记。

从小受到父母影响,陆新诚实、肯干、勤奋,在学校里就很突出,入村工作后又受到了县工作队的重点培养。记分制的作业方式下,农民的积极性如何全看干部的个人魅力。十八岁的大队支部书记想要服众,必须身体力行。陆新带着农民去开河、做路、种庄稼,晚上加班加点,同时自己蹲守最穷的村子。各家各户的事情他帮着干,哪家人病了,他就拿着鸡蛋去慰问。“你做得好,人家跟着你才有希望。”

陆新每天都会写日记,记农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在脑海里构筑了一副蓝图:农民们的房子被集中起来造得漂漂亮亮;弯曲的水渠被修得很直,通到每一块农田;农民们不必再高一脚低一脚地走泥泞的乡间小路,取而代之是一条笔直平坦的马路。彼时的陆新是农民们的依靠,年长的大队干部会把他留在家里边睡觉,而他也在相处与做事的过程中更加依恋这片土地。当时的他没想过要离开农村,“就一直想通过我的努力把村里改变成上海的感觉”。

那个时代充满苦难,落后的农村更是如此,而这群人则在苦难中变得格外倔强。

早上四点出早工,做到六点半收工,吃口饭,然后马上到学校,八点上课;下午三点钟放学后,直接下田劳动到天黑。虽然十五岁的王霞一天只能挣五六个公分,但已可以养活自己。她经常和妹妹一起割稻子到半夜,从很远的田地挑到场地上,一边走路一边眼睛都可以闭下来。王霞姐妹总是先于其他人干完活,“用不着先回去,先回去要做更多的”。当最后大家都只剩一担要挑着离开的时候,王霞为妹妹打掩护让她多休息一会儿,而自己则把最后一担稻子运完,回来时,妹妹的呼噜已经打得老响。

范本鹤家里兄弟姐妹六个,读书回来要帮着干活,平时捕鱼、摸虾,捞到以后再卖掉,换点油盐酱醋的钱。

酷暑寒冬的崇明农村是难熬的。

“我到现在都不吃蚕豆”,王霞说,“我们妈妈讲过一句话,蚕豆上市了,接下来的日子就难过了。天热了,无法挡着了。一到夏天,一吃蚕豆,以后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苦。”而在冬天,八十斤的王霞要挑一百多斤的泥土担子,没有好好的鞋子,脚被冻裂出一道道伤口。“我就这样挑着担子,这样走过去,真的是走出一条血路”,说到这里,王霞终于没能忍住眼泪,“所以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就不想再回到这种地方。”

最困难的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张子让一家五口常常吃不饱,曾多次用米糠和毛耳草充饥。那时住的是草屋(墙与内顶由芦苇编成,屋面上盖的是稻草),遇到强风暴雨,屋顶曾多次被掀翻,一家人总是很不容易才用绳子和石头将它压住。“其情其状,至今历历在目。”

“没有意识到我是上海人”

“小时候,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梦;崇明是我的一个家。回去后过段时间会忘了这个上海。”

尽管崇明县在行政上归属于上海市,但崇明人和上海人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差异很大。而上海与崇明的交流自1840年后的一百多年内,通常都是单向的:部分崇明人离岛前往彼岸的大城市。在这期间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对流,是文革期间的知青下乡。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上海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响应党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经过多地调查和根据早期围垦经验,决定围垦海滩荒地,作出“变崇明卢滩、草滩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基地”的决策。1960年9月成立上海市围垦总指挥部,10月,组织以青年为主体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教师、居民、社会青年等10万大军开赴崇明岛,围垦合隆沙、新安沙、百万沙、大新沙等沙洲滩涂。

这些农场屏障于崇明北部新围垦出来的土地上,形成一个连绵的地带,其行政关系隶属上海市农场局,而非崇明县。

“我感到他们很凶,很势利。”小时候的陆新最早跟上海人接触就是始于农场知青群体。“比如我要去那边(农场)割个草,他们会欺负我;或者摸了一点螃蟹,想改善生活或卖掉,补贴家里,常常会被他们没收自己吃了。”劳动了大半天的成果就这样被夺走,陆新等孩子很愤怒,但却不能表达,“他们一帮人,你可能只有两三个小伙伴”。

计划经济年代,上海知青有粮票有工资,而农民有自产的农产品。陆新说,粮票和农产品都很有限,在交换过程中常有摩擦,彼此觉得对方过于算计。“知青中的一部分人是月光族,每个月发了十八块钱,喝喝酒啊什么的,有种游手好闲的感觉。比较张扬。”

“在那个年代,上海人跟崇明人,身份位置是不一样的。”陆新说。

对于彼时的崇明人,上海,是隔了长江水的外面的世界,繁华的,偏见的。

王霞家孩子多,上海亲戚房子小,只有表现好的孩子才有机会被奖励来到这个摩登城市。而陆新则作为家中的“种子选手”常常在暑假被爷爷带到淮海路的姑姑家。

车水马龙,琳琅橱窗,一切新鲜而诱人。调皮的陆新有时候就直接跑到马路当中,向汽车招手。有次姑妈从旧货商店里给他买了一个小玩具,陆新便高兴得抱着睡觉。兴奋的同时也有自卑感。城市和农村的孩子玩的方式不一样。“他们在玩,你只能在旁边看着他。自己也没有,不懂,也不会玩,很好奇。我们农村玩的是打弹珠、划地皮,他们是玩买的各种各样的卡片纸牌。”

有内生的自卑,也有外来的歧视。范本鹤在高中毕业后的四年里曾在建设镇砖瓦厂,为了烧窑需要到上海邮轮上搬运油渣。船上工作条件非常恶劣,人钻进油箱里,出来浑身脏得一塌糊涂,只有眼睛稍显清澈。两个多月里,都得自己做饭。那时候每次范本鹤下船买菜,路边的上海小孩一看他是从农村来的,就围着叫“阿乡,阿乡,麻皮姑娘要伐”。范本鹤说:“小家伙,对农村人太歧视了。年纪大的人可能嘴巴里不说,心里是有想法的。”

“小时候,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梦,对这里的生活有一种向往;农村是我的一个家,没有觉得崇明是上海的,感觉还是比较远的。回去后过段时间会忘了这个上海。”陆新觉得经常到城市对自己的影响不是想要离开农村,而是希望农村变得像城市一样。

周端也坦言在崇明的时候对上海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模糊。“崇明总归是上海的,但还是崇明人、乡下人的感觉多一点。没有意识到我就是一个上海人。”

张子让认为,崇明原属江苏省管辖,1958年划归上海。先辈血脉和文脉中的江苏因素,不会随着地域归属的变化而一下子消失。此外,崇明四面环水,孤悬江海,跟江苏交流鲜少,又不像其它郊区直接接壤上海市区,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崇明人的自我认同意识。

“我将开始一片新的生活”

“我就站在大伯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高楼,一下子感到我来到了城市,我将开始一片新的生活。”

王霞上学第一天,妈妈就跟她说,你要想离开农村,你要不吃玉米稀饭,你就好好读书,我就算给不了你嫁妆,也一定砸锅卖铁供你读书。王家八个兄弟姐妹,“生活上得不到父母什么关爱的”,生活的辛酸加上母亲从小的教育,王霞特别要强,特别想离开农村。

对于颇有事业心的范本鹤来说,农村的天地“肯定太小”,然而由于祖父早年被斗为地主,他屡次申请当兵和工农兵上大学,总是卡在政审一关。

陆新梦想着让脚下这块土地发生变化,没想过离开,但作为过来人的乡村教师父亲特别希望下一代能换一种方式,他被寄予了走出去的期望。

周端从1968年开始当大队的赤脚医生,同时做些行政工作。他说自己没想过会离开崇明岛,只是想过如果有些机会学习在崇明做医生发展。

与周端同乡的张子让1969年春回乡务农后,担任崇明县广播站通讯员。1972年秋进入堡镇公社广播站做编播工作,兼任公社团委副书记。1974年秋进崇明县委写作组负责报道工作。

希望,被希望,随遇而安。不同的心态,相同的时代。这群被时代限制了教育的人,也在几个特殊的节点被时代带向了新的地方。70年代,崇明人第一次经由知识途径大规模进入上海这座城市。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招,知识分子都流向农村。1966-1970的四年里,中国渐渐失去基础支撑。然而,医院不肯能停收收病人,因此,医学院成了最早恢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的高校。七十年代初,经过层层推荐,“吃得起苦,知识结构还可以”的周端成为试点班的一员,入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1975年秋,在县委写作组工作了一年的张子让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第二年,王霞也进入了复旦新闻系。

1977年,高考恢复。正在中学教书的范本鹤终于迎来了机会,请同事替自己恶补数学,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陆新也在父亲的极力要求下参加了考试,考入上海第六师范学校,成为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尽管对崇明有些留恋,但新的城市带来新的生活,世界一下子变大了。“有一天,我到大伯的上海家里。我就站在他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高楼,尽管楼比现在少很多,但还是大城市的感觉,一下子感到我来到了城市,我将开始一片新的生活。”那是“突然间非常非常舒展的心情”,陆新觉得必须要重新规划自己。

在第六师范学校,陆新读书用功,班主任和校方也了解他之前的经历,因而重点培养。在师范的两年里,第一年他担任班长,第二年便成为校学生党支部书记,被评为市“三好”学生。

此时,虽然“对上海没有家的感觉”,但陆新已经对这座城市有了感情,希望留下来。

大学是融入城市的起点,也是发现差异的过程,比如兴趣、视野、经济状况。范本鹤说:“他们的兴趣爱好,谈的内容跟你不一样。农村的孩子来,好多人不了解,视野不一样,考虑的角度也不一样。口音也不一样。”当时,电子琴刚开始流行,上海市区学生去弹电子琴、听音乐会、去旅游,而对于已有妻儿的范本鹤来讲,首先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在纺织系统的妻子有工作,范本鹤就把教师读书的三十二元津贴中,十元寄给父母亲,十五块留作饭钱,剩下的钱买点书。王霞也还记得当时市区的同学吃面总会加块大排,但自己是绝对不会这么享受的。

范本鹤说:“我们书的阅读量、收藏量,跟上海同学有很大差距。”王霞对此也感受颇深,大学三年,除了过年,她基本上没怎么回过崇明。“一直在自己补课,那时候《高老头》、《红与黑》、《悲惨世界》我基本上都没有看过,所以一上大学就有一种很大的失落。人家讲的名著,我都不知道。”

当时的复旦新闻系共有三个年级,有次要评选三好学生,一个年级一个,结果三个都是崇明人。大一的当选者是王霞,而大二选出的就是张子让。“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神气的。所以在我们新闻系,都觉得崇明人很厉害的。”王霞说:“如果是同等条件下,都是从零开始的话,我肯定比别人学得好、做得好。这点我对自己一直充满信心,事实上也是这样。

需要被认可的年轻人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比较多地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要做得很好,来证明我虽然出身崇明,但是我还是跟崇明人非常不一样。”

大学毕业,王霞被分配到市科协下属的科学会堂。刚开始的半年里,她就住在办公室,晚上做完事就累得拉个床,铺上床褥倒下就睡。科协有着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工作环境,王霞就整天泡在资料室里阅读。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科学杂志发行形势一片大好。当时王霞为科学会堂的杂志工作,该杂志主编由科协秘书长兼任,所以平时的编务由王霞负责。她是同批进入的六个大学生里第一个获得编制的人。入职第四年,王霞成为副主编,所有的稿子实际上都由她敲定。“那时候就比所有的同学好了。”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比较多地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要做得很好,来证明我虽然出身崇明,但是我还是跟崇明人非常不一样。” 在王霞看来,岛上的崇明人保守短见、小富即安。但她也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心里总有一种矛盾感,“对外讲起来,我是上海人;在上海人面前,觉得我跟他们还是不一样的。”她坦言自己欣赏其精致和讲原则,但很不喜欢传统上海人的斤斤计较和势利精明。

第六师范毕业在崇明县团委待了三年后,1983年,第八届团市委换届,陆新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调到市区,当选团市委常委,分管郊区工作。彼时的团市委书记李源潮把陆新介绍给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时,称之以“我们班子里最年轻的常委”,这多少让陆新觉得有点高处不胜寒,“等于把我整个人一下子拔到很高的层次,自己感到很不适应”。

面对众多优秀的同事,孑然一身来上海的陆新“心里空空”的,他必须靠自己的努力重新获得别人的信任。作为青农部部长,陆新要管理十个郊县,以及农场、农业局、水利局等,而他要面对的是一群长他十几岁的资深前辈。那时候,他基本上每天都工作到夜里十二点,有时甚至会在某个工作地住上几天,跟当地县委一起跑乡下,跟市里沟通替对方寻求帮助……干了近半年,一切开始顺利。“那时候,在我人生中,自己对自己重新有了评价,感到城市的天地比农村真的要大得多。再来看崇明,感觉崇明是个很小的地方。”陆新如是说。

其他人亦是如此,在刚步入社会的几年里,非常努力地想要获得外界的认可和信任。脱离了学校的单纯环境,开始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但白手起家终究不易,生活工作异常辛苦。上海人?好像还不是。住房,是最大的问题。

1977年,周端从上海中医药大学教学组转到附属的龙华医院后,就住在医院的宿舍里,结婚也结在宿舍里。十六七个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家三口一直住到女儿读小学才搬出去。“那时又要上夜班,又要弄小孩子,家里面父母亲年纪又大了。上海没有其它的人,也没有人来帮一把,小孩上学也不像别人那么省力地找到这个那个关系,都是靠自己。真的是奋斗过来。”

同样遇到住房问题的范本鹤甚至想过要回崇明。他的妻子是当年下乡到崇明的上海知青,在丈夫读大学期间就回到了市区,和刚生下的儿子挤在娘家,十四个平方住了八个人。计划经济时期借不到房子,毕业后没分配到房子的范本鹤只好住在当时的工作单位——立信会计学院嘉定分校。由于当地老师都回家住,没有家属宿舍,当班主任的他就跟学生住在一个房间里。

然而,住在集体宿舍毕竟缺乏归属感。在丈母娘和亲戚的帮助下,范本鹤在附近找了一间小仓库。“差得一塌糊涂,崇明的羊棚还比它好一点。屋面是漏风的,晚上风一吹就‘呼呼呼’进来,下雨天又漏水,地下很潮。根本不是人住的。”那个时候,范本鹤很想回去,崇明家里至少有挺宽敞的房子,凭他的水平去做老师也能应对自如。但考虑到回归大家庭的妻子和长于市区的儿子,他还是咬咬牙挺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日子。

“为什么讲农村跟上海不一样,渴望留在上海?因为它能给你一片新的天地,让你去创造耕耘,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创造社会价值,这让人有归属感。”陆新说。他在团市委工作一年多的时候,曾被市农委看中,想让其去郊县任职,作为农村干部重点培养。但彼时陆新已不希望再回到局部的乡村,他想把自己的想法在更广大的农村里去实现。“当时搞田园经济,培养了很多青年明星,自己非常有成就感,因为通过我的努力让他们实现了更多的价值,而在一小块地方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样的。”

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城市生活奋斗的过程就是一个改造自我的过程。每个阶段的想法都不一样,都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1988年7月,王霞作为优秀人才从科学会堂被调至上海文广,原本仕途前景不错的她开始踏足电视实务,当时来看,以她的能力和勤奋,今后升至领导层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八十年代末的“一时头昏脑热”给她的上升带来了阻碍。电视台先后三次向市委宣传部上报要提她为主任,都被退回,第三次时王霞知道了原因,从此之后就死了心。

不过这并不影响王霞在事业上的进取。当时一档节目二三十分钟,她通常同时担任三四档节目的制片人。国内第一个谈话类节目《三十呼啦圈》,国内第一个名人访谈节目《名人访谈》,旅游节目《双休时光》,风靡申城的少儿节目《小鬼当家》……2000年,王霞获得正高职称。而在做节目的同时,她还积极跟不同人保持联系,积累了广泛有效的人脉资源。

“一个人这一生,在几十年当中,可以做成几件事,也可以做不成。”王霞说自己在职场的三十年可能做了人家四十年做的事,而很多家境优越的大学同学却还在为评职称时需要的论文发愁。

三十年里的前十五年,她拼命奋斗,安营扎寨;后十五年,则在这座城市中渐渐冒出来,灵活运用方方面面的关系和资源,游刃有余地去做一些事情。此外,王霞很是注重生活体验,当大多数人习惯于待在家里吃饭看电视的日子时,她总是在周末假日往外走。“所以这个价值,就不是大家单纯在职场上的三十年,事实上彼此的价值是完全不等量的。”

对于陆新来说,人生价值包括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经商不只能为家庭创造财富,证明自己有能力改变祖祖辈辈的贫瘠,也能为社会创造财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整个中国都在谈论自由民主,加上社会改革开放,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时,面临转业的陆新想要走到经济的主体——企业中去。1990年,正好有一个团中央派选派去日本进修的机会,陆新认为必须要重新提升自己,于是就去学了一年企业管理。1992年陆新回国后,时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的韩正找到他,问他想要继续走行政这条路,还是做其他事。陆新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要搞企业去。”

“当时没有魄力自己搞民营企业,也没有这个想法。”陆新先在市政府辖下的上海科技投资公司干了八年,分管房地产。然而国企的很多机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效率非常低,他的很多想法得不到实现。“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厌,感到应该换一种比较自由的方式。人呢,最终应该是一种自由,后来想来想去就选择干民营企业,可能是最自由的。”于是,陆新选择了最熟悉的房地产进行创业,一直成功经营至今。

自1977年在龙华医院当住院医生,周端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从主治医生到教授,四十岁评上副高,四十五岁评上正高,五十岁开始带博士生。1991-2004年,周端担任龙华医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期间“写了很多文章,学生也带好了,科研课题也争取了好多,也拿了几个奖”。生活上,一切也都顺遂了不少。周端说,自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担任副院长那几年虽然工作比较累人,但是“从体现人生价值这个角度上说,已经可以了”。而与周端同一批的市区医生中,“做到我这个位子的有,但是不多,可以说我们(崇明人)有点出类拔萃”。

这段时间里,与周端同龄同乡的张子让也在学界辛勤耕耘,撰写多本新闻教材,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大量论文,主持国家级的课题项目。退休之前,曾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亦多次担任国家级新闻奖的评委。

范本鹤原先在立信会计学院嘉定分校任至副校长,后来由于人事局需求于1990年调任干部教育处长。在此之后,范本鹤历任公务员处处长、办公室主任,一直到副局级干部。“我完全是个农村孩子,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背景,就是靠自己做出来的。”

“崇明出来的人,视野小一点,但是你要做点事情还是很踏实的,业务上出类拔萃的很多的。”周端称自己就属于这类过得比较单纯的技术派,而做生意、做行政,关键是综合能力,对市场的把握、人际关系的处理,都十分考验人的胸襟、眼光和风险意识。他说,传统崇明人的风险意识相对较差、做事保守,“揪着芦青打脚洞”,只能在小沟浜里小打小闹,到不了大江大河。“但如果你适应能力比较强,在外面待了几年、跑了几个地方过后,把缺陷都能很好地改善过来的话,都是十分不错的人才。”

陆新说,在城市生活奋斗的过程就是一个改造自我的过程。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是他认同并向往的,而这个追求的过程会从生活习惯、装修品味、交往方式、效率观念等方方面面把自己彻底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被经历打上深深的烙印,每个阶段的想法都不一样,都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事业有成、地位稳固、经济转好,这时候的他们基本融入了城区上海人的群体。“中等水平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对于上海没有自豪感。达到中等以上后,自己有了房子车子,孩子也大了,那个时候的心态就不一样了。”王霞说,此时也不再厌恶家乡,反而生出格外的热爱。2009年,她和兄弟姐妹一起在崇明的宅基地上修建新楼。

迫切而亲近的社交圈

乡情是非常要紧的。在这个社会,利益关系变化无常,但乡情很微妙。

“到了上海以后,出来的崇明人相互之间的联系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你的朋友圈会慢慢变成一个崇明人的圈子。可能大家会感觉到我们都是崇明人,更谈得来一些,干些事情也会比较方便。”陆新自己公司里招了不少崇明人,位于镇宁路与延安西路交汇处的万宝国际广场即由包括他在内的三个崇明商人一起合作建成。

周端说自己对崇明的感情很深,整个社交圈中以崇明人为主,年龄相仿,有些还是原先一个乡镇的。“当时写文章,搞些宣传,乡里面一帮子小青年,刚刚从学校里出来在一起做事,后来一道来上海读书,差不多时候结婚,事业上一点点过来。发展节奏和人生基础都比较相近,而且崇明人待在一起共同语言比较多。”

周端、陆新等刚来市区时,还没有一个官方同乡组织,崇明人之间还是小范围活动。直到14年前,这批人大多事业有成,崇明县政府意识到崇明人在上海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于是成立了崇明经济促进会(下称“经促会”),旨在加强城乡联系,做好联络、协调、服务工作,服务工作如组织医生定期回岛义诊、成立法律小组给崇明籍出租车司机提供咨询。

分散融入城市生活、已成为“上海人”的崇明知识人,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城市化”后,再度以“崇明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活动中。

通过活动加强在市区的崇明精英之间的联系是经促会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活动太老化,这几年去的人都白发苍苍了”,范本鹤说。

于是大约三年前,在周围一些崇明朋友的支持下,范本鹤牵线搭建了一个民间社交圈,级别大约在企业老总、处级以上干部、专家医生、教授等,其中经常联系的有五六十个人。他们建有自己的微信群,每个月会一起出去钓鱼。“无非是交流交流乡情,没什么商业上的需求。不过也有过人通过这个谈生意,这时候我们不做,要变味的。”

崇明人最初在上海这座城市没有社会根基,做很多事都很难,范本鹤对此有切身体会,“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你找谁呀?”

促使范本鹤发起这个关系更为紧密的民间社交圈的原因主要有三难:看病、上学、就业。

“我自己身体好,但是亲戚朋友要看病真的讨厌,急病的时候想找好的医生好的医院,你没有关系休想进去。一排半天啊,拖得人急得一塌糊涂。实在是,看病真的烦啊!”上海各大医院都有崇明籍的优秀医生,范本鹤觉得这一资源必须利用起来。

“现在找个好学校很难,幼儿园、初中、高中,都要去协调的。上海的幼儿园小学都是划区的,划到某个地方,学校差的话,很头疼的。”范本鹤说,如果想考好一点的高中,而分数差了一点,有人脉的话至少可以去该校下属的民办学校,“七宝中学下面一个文莱中学,师资一套班子的,往往用来解决一些方方面面的人”。

“现在读书靠本事靠分数,找工作靠关系。即使你复旦出来的,没好的关系,也可能没有很好工作。”范本鹤直言这就是目前的社会状态,若是毫无门路的农村孩子,则更加吃亏。“我是绝对的寒门,所以深深体会到,寒门的孩子要有人提携一下。”因此,从他在立信会计学院嘉定分校任副校长开始,遇到崇明农村来的学生,通常会尽量帮忙。不过,他也感慨,近年农村孩子在读书上也不占优势,寒门出贵子越来越难。

崇明人离开海岛以后,彼此之间一般都很团结照应。范本鹤说:“大家知道我们势单力薄,我们没有背景,就是靠相互提携。万一有个困难,那就不讲代价,能解决尽量解决。”

上一代的圈子也会影响到下一代子女。如果有小范围的活动,父母有时候会把孩子带去,让这群在市区的第二代崇明人熟悉彼此,保有联系。

“乡情是非常要紧的”,范本鹤说,在这个社会,利益关系变化无常,但乡情很微妙。

第一故乡与第二故乡

“崇明生我养我,而上海给了我知识、职业、舞台。”

听着“哗哗哗”潮涨潮落的声音,望向教室外就能看见滩涂,这是范本鹤的小学记忆。这片海滩后来越涨越大,县政府便决定将其圈起来种树,最终成活的水杉树成了现今东平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亮点。一排排又高又直的崇明水杉遍布公园内外,其中不少是年少时候的范本鹤为赚些家用钱种下的,两毛钱一棵。“那时候,水杉树底下种了好多黄豆、棉花,给它们松土、培土,一年会有一两块收入。”

几年前,他在自家房子周围种了一圈桂花树,金秋十月,整个村里都闻得到范家的桂花香。丹桂花开时,范本鹤雷打不动回崇明。他说自己有着割不断的家乡情感。

“崇明生我养我,而上海给了我知识、职业、舞台。待在上海更有自豪感,事业平台大,而要做事情必须有这个平台。”范本鹤说。在世界观逐渐形成的阶段来到上海,王霞说自己受益于这座城市更多,包括眼界知识、人脉资源。做名人访谈时有意积累下的强大人脉,极大拓宽了她的人生。

少时生活曾经让王霞痛苦不已,“但崇明也给了我很多,让我学会了坚强、努力,拥有走出去的强烈意识,要争取没有的、更好的。这些都是由于条件不好才会产生的,如果条件好了,就会很安逸”。

人生过半,如今讲起崇明,王霞满是亲切。她会自豪地向来到崇明的朋友夸耀本地的好环境,介绍自己当年出生在哪张床上,原来这块地方又是何种模样。美好的回忆好像也多了起来:夏天出了一身汗以后,王霞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跳到民沟里,痛快地洗个澡。六一儿童节或学校开运动会时,总有卖海蛳的小摊出现在校门口,孩子们花个一分钱就能买上的一调羹。海蛳壳中间有个孔,用铜板借力一掰,肉就从壳尾就出来了,鲜极。如今,只要王霞在饭店看到有用海蛳做的菜,必点。

2001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明确将崇明本岛建设为生态岛。200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崇明视察工作时,对崇明建设生态岛的功能定位表示了肯定。

2008年,上海市科委启动了“崇明生态岛建设指标体系研究”科技攻关项目工作,在此基础上,上海市政府此后又向社会公布了《崇明生态岛建设纲要》。

2009年,上海长江隧桥建成通车,崇明、长兴两岛与上海陆域实现陆上连通。定时定班的轮渡不再是唯一的交通选择。2011年,连接崇明和江苏启东的崇启大桥贯通。

张子让说,这些“足以为外人道”的亮点给作为崇明人的他增添了自豪感。而平时他出差到外地或国外,也常常会主动谈起崇明,介绍崇明岛是我国第三大岛,强调自己是崇明人。

相较于其他四位多少带着上海味道的崇明话,张子让乡音未改:“我在崇明生活了20多年,家乡的烙印很深,加之崇明适宜养老,‘根在崇明、故土难离’的意识,随着年老退休而愈发强烈。”

周端在崇明还是有点待不住,不过心里一直挂念着家乡。崇明人来龙华医院找到他,总是能照顾就尽量照顾。前段时间,经促会在堡镇医院给市区的崇明医生设立了一个工作室,很多老专家每个月去一次。早晨赶过去,晚上赶回市区,加上病人很多,周端感到特别累,“但是不管怎么样,家乡那边有需求,都想为他们做点事情”。

周端的父母在九十年代过世,崇明的房子早已破旧得无法住人,他逢年过节回崇就住在妻子家。王霞的父亲早年离世,母亲也已走多年,虽然兄弟姐妹几个在老宅所在地建了新洋房,还雇了邻居看守打扫,但王霞坦言自己对这里没有家的归属感。“虽然崇明的房子里有我的房间,设施齐全,但总感觉最好还是回上海去。在上海自己家的厅里面,我拿条毯子盖在身上,一边吃瓜子一边看电视,觉得非常自由自在。”她也表示不会选择在崇明养老,医院和交通相对来说仍不太方便,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习惯了上海的城市生活,主要的人际关系也都在市区。

不过,陆新对农村还是有种“根的感觉”,常常感到“城市的高楼公寓还不是我的家”。陆新父母都健在,“在父母亲面前还是小孩,尽管我将近六十岁了,但你回到乡下,妈妈还是会跟你讲,你衣服多穿一点啊,别着凉别感冒。因为有人关心你,而这种关心是无私的,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回农村就是有家的感觉。”大队里的很多老人也都记着他,在乡间遇见陆新还会拉着他到路边,“陆新啊,当时你是支部书记,怎么怎么样,会帮我回忆”。

三十多岁时,陆新觉得农村太寂寞,如今感觉又不一样了。“待的时间太长,感觉这个城市太喧嚣了,节奏比较快,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处理,感觉对这个城市又有点厌了。出门就堵车,而且城市里的利益关系讲得很清楚,人情比较薄,所以有时候又向往朴实的农村生活。”陆新如今常回崇明,“现在这个年龄就待得住了,对猪啊鸭啊鸟啊,都很亲切”。

这一扎根上海大都市的崇明知识群体对上海对崇明的感觉,随着经历新人生阶段而不断发生改变,到如今,按陆新的话讲,对崇明、对上海慢慢有种“趋同感”,两边都很重要,都有自己的需求在。他说,等再过个二十年,自己应该就是两边走。“农村里有你想要的,城市里也有你想要的,相互补充。”

当被问及在“上海人”、“崇明人”、“上海崇明人”三个身份中会如何选择,五位都毫不犹豫地选了“上海崇明人”。张子让说,因为崇明人与狭义的上海人有一定的区别,但崇明人又毕竟是广义的上海人。“过去认为是崇明人,现在更多地认为是上海崇明人,这与我生活的圈子和经历的变化有关。我在市区生活了三四十年,已经超过了在崇明生活的时间。”

崇明,上海,故乡,对于崇明人来说,这三个词并非一体,其排列组合体现着种种微妙的联系,某种柔软不足以外人晓。而张子让的表达是:“崇明是我的第一故乡,上海市区是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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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为长江泥沙冲积形成的一个岛屿,崇明岛上的居民都是移民。按照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原则,长江下游的行政区按长江航道中心线分割,于是崇明在其最初的650年里,一直归属江北的扬州路或通州管辖。这一情况到明初起了变化。1375年,崇明被划归苏州府,1497年又兼隶太仓州,直至1911年直属江苏省。民国年间,其隶属关系多次变换:1939年曾划归上海特别市,六年后又改划给江苏省第四区(南通),一年不到再改属江苏省第三区(松江,现属上海市),1949年6月解放后再改隶江苏南通。1958年最终划给上海直辖市,直至今日。长兴岛、横沙岛原属上海市宝山区,2005年5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复划归崇明县管辖。

2016年7月,国务院批复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崇明县,设立崇明区的请示。上海最后一个县撤销,从15区1县,更改为16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