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人在“上海” ——第一批离岛知识人的身份认同与城市融入

这是我出于成长过程中的疑惑而写的本科毕业作品(2014年)。完成后对很多东西都告一段落,却又不知如何看待它。曾在2015年2月给一部分朋友与同乡看过,自觉欠缺颇多,不够成熟,因此未曾寻求发表。此记。


崇明岛,一个原本不属于上海的岛屿。曾经的几百年间,与外界往来以舟船为唯一交通工具。

泥沙冲积形成的它独自横在长江入海口中央,历史上的隶属关系变换不断:1939年曾划归上海特别市,六年后又改划给江苏省,1958年最终划给上海直辖市,直至今日。

江海之隔,是两种地理,两种文化,两种认同。

近代以来,少数崇明人陆陆续续前往上海。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高校恢复招生,1977年高考恢复,大量崇明人通过知识途径来到彼岸都市。绝大部分人以工农兵学员身份或通过高考上大学,亦有少数人在文革后期直接招工进入知识性人才紧缺的单位,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生活。如此规模属历史首次。

这批人绝大部分出身农村,周端(堡镇)、张子让(堡镇)、王霞(大同乡,现属建设镇)、范本鹤(建设镇)、陆新(新民乡,现属新河镇)就是其中五个。

他们对这个岛屿有着深深的情结,身上有着深刻的崇明烙印。与绝大部分崇明人一样,崇明、上海,对于他们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不同概念;直至今日,即便很好地融入了城市,说起“上海”(注:下文的上海都指上海城区,不再标注引号),指的还是市区的上海。

五个人中,有的曾经厌恶回到过往的土地,有的出去后还是对崇明充满眷恋,但无一例外,他们都选择留在了上海,这个给予了他们舞台的城市。要么上学,要么种田,在那个时代能够通过知识途径扎根上海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了城市精英。

几十年过去,他们从“崇明人”变成了“上海人”。

崇明人?上海人?上海崇明人?

也许在不同的情境下,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群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多元化的过程,他们的经历记录了时代种种,他们的人生亦是一段上海城乡的融合史。

崇明的烙印

在冬天,八十斤的她要挑一百多斤的泥土担子,没有好好的鞋子,脚被冻裂出一道道伤口。

十八岁的陆新,总是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到田野上去兜一圈。那是1976年,他成了上海最年轻的中共党员,并担任大队支部书记。

从小受到父母影响,陆新诚实、肯干、勤奋,在学校里就很突出,入村工作后又受到了县工作队的重点培养。记分制的作业方式下,农民的积极性如何全看干部的个人魅力。十八岁的大队支部书记想要服众,必须身体力行。陆新带着农民去开河、做路、种庄稼,晚上加班加点,同时自己蹲守最穷的村子。各家各户的事情他帮着干,哪家人病了,他就拿着鸡蛋去慰问。“你做得好,人家跟着你才有希望。”

陆新每天都会写日记,记农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在脑海里构筑了一副蓝图:农民们的房子被集中起来造得漂漂亮亮;弯曲的水渠被修得很直,通到每一块农田;农民们不必再高一脚低一脚地走泥泞的乡间小路,取而代之是一条笔直平坦的马路。彼时的陆新是农民们的依靠,年长的大队干部会把他留在家里边睡觉,而他也在相处与做事的过程中更加依恋这片土地。当时的他没想过要离开农村,“就一直想通过我的努力把村里改变成上海的感觉”。

那个时代充满苦难,落后的农村更是如此,而这群人则在苦难中变得格外倔强。

早上四点出早工,做到六点半收工,吃口饭,然后马上到学校,八点上课;下午三点钟放学后,直接下田劳动到天黑。虽然十五岁的王霞一天只能挣五六个公分,但已可以养活自己。她经常和妹妹一起割稻子到半夜,从很远的田地挑到场地上,一边走路一边眼睛都可以闭下来。王霞姐妹总是先于其他人干完活,“用不着先回去,先回去要做更多的”。当最后大家都只剩一担要挑着离开的时候,王霞为妹妹打掩护让她多休息一会儿,而自己则把最后一担稻子运完,回来时,妹妹的呼噜已经打得老响。

范本鹤家里兄弟姐妹六个,读书回来要帮着干活,平时捕鱼、摸虾,捞到以后再卖掉,换点油盐酱醋的钱。

酷暑寒冬的崇明农村是难熬的。

“我到现在都不吃蚕豆”,王霞说,“我们妈妈讲过一句话,蚕豆上市了,接下来的日子就难过了。天热了,无法挡着了。一到夏天,一吃蚕豆,以后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苦。”而在冬天,八十斤的王霞要挑一百多斤的泥土担子,没有好好的鞋子,脚被冻裂出一道道伤口。“我就这样挑着担子,这样走过去,真的是走出一条血路”,说到这里,王霞终于没能忍住眼泪,“所以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就不想再回到这种地方。”

最困难的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张子让一家五口常常吃不饱,曾多次用米糠和毛耳草充饥。那时住的是草屋(墙与内顶由芦苇编成,屋面上盖的是稻草),遇到强风暴雨,屋顶曾多次被掀翻,一家人总是很不容易才用绳子和石头将它压住。“其情其状,至今历历在目。”

“没有意识到我是上海人”

“小时候,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梦;崇明是我的一个家。回去后过段时间会忘了这个上海。”

尽管崇明县在行政上归属于上海市,但崇明人和上海人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差异很大。而上海与崇明的交流自1840年后的一百多年内,通常都是单向的:部分崇明人离岛前往彼岸的大城市。在这期间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对流,是文革期间的知青下乡。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上海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响应党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经过多地调查和根据早期围垦经验,决定围垦海滩荒地,作出“变崇明卢滩、草滩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基地”的决策。1960年9月成立上海市围垦总指挥部,10月,组织以青年为主体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教师、居民、社会青年等10万大军开赴崇明岛,围垦合隆沙、新安沙、百万沙、大新沙等沙洲滩涂。

这些农场屏障于崇明北部新围垦出来的土地上,形成一个连绵的地带,其行政关系隶属上海市农场局,而非崇明县。

“我感到他们很凶,很势利。”小时候的陆新最早跟上海人接触就是始于农场知青群体。“比如我要去那边(农场)割个草,他们会欺负我;或者摸了一点螃蟹,想改善生活或卖掉,补贴家里,常常会被他们没收自己吃了。”劳动了大半天的成果就这样被夺走,陆新等孩子很愤怒,但却不能表达,“他们一帮人,你可能只有两三个小伙伴”。

计划经济年代,上海知青有粮票有工资,而农民有自产的农产品。陆新说,粮票和农产品都很有限,在交换过程中常有摩擦,彼此觉得对方过于算计。“知青中的一部分人是月光族,每个月发了十八块钱,喝喝酒啊什么的,有种游手好闲的感觉。比较张扬。”

“在那个年代,上海人跟崇明人,身份位置是不一样的。”陆新说。

对于彼时的崇明人,上海,是隔了长江水的外面的世界,繁华的,偏见的。

王霞家孩子多,上海亲戚房子小,只有表现好的孩子才有机会被奖励来到这个摩登城市。而陆新则作为家中的“种子选手”常常在暑假被爷爷带到淮海路的姑姑家。

车水马龙,琳琅橱窗,一切新鲜而诱人。调皮的陆新有时候就直接跑到马路当中,向汽车招手。有次姑妈从旧货商店里给他买了一个小玩具,陆新便高兴得抱着睡觉。兴奋的同时也有自卑感。城市和农村的孩子玩的方式不一样。“他们在玩,你只能在旁边看着他。自己也没有,不懂,也不会玩,很好奇。我们农村玩的是打弹珠、划地皮,他们是玩买的各种各样的卡片纸牌。”

有内生的自卑,也有外来的歧视。范本鹤在高中毕业后的四年里曾在建设镇砖瓦厂,为了烧窑需要到上海邮轮上搬运油渣。船上工作条件非常恶劣,人钻进油箱里,出来浑身脏得一塌糊涂,只有眼睛稍显清澈。两个多月里,都得自己做饭。那时候每次范本鹤下船买菜,路边的上海小孩一看他是从农村来的,就围着叫“阿乡,阿乡,麻皮姑娘要伐”。范本鹤说:“小家伙,对农村人太歧视了。年纪大的人可能嘴巴里不说,心里是有想法的。”

“小时候,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梦,对这里的生活有一种向往;农村是我的一个家,没有觉得崇明是上海的,感觉还是比较远的。回去后过段时间会忘了这个上海。”陆新觉得经常到城市对自己的影响不是想要离开农村,而是希望农村变得像城市一样。

周端也坦言在崇明的时候对上海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模糊。“崇明总归是上海的,但还是崇明人、乡下人的感觉多一点。没有意识到我就是一个上海人。”

张子让认为,崇明原属江苏省管辖,1958年划归上海。先辈血脉和文脉中的江苏因素,不会随着地域归属的变化而一下子消失。此外,崇明四面环水,孤悬江海,跟江苏交流鲜少,又不像其它郊区直接接壤上海市区,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崇明人的自我认同意识。

“我将开始一片新的生活”

“我就站在大伯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高楼,一下子感到我来到了城市,我将开始一片新的生活。”

王霞上学第一天,妈妈就跟她说,你要想离开农村,你要不吃玉米稀饭,你就好好读书,我就算给不了你嫁妆,也一定砸锅卖铁供你读书。王家八个兄弟姐妹,“生活上得不到父母什么关爱的”,生活的辛酸加上母亲从小的教育,王霞特别要强,特别想离开农村。

对于颇有事业心的范本鹤来说,农村的天地“肯定太小”,然而由于祖父早年被斗为地主,他屡次申请当兵和工农兵上大学,总是卡在政审一关。

陆新梦想着让脚下这块土地发生变化,没想过离开,但作为过来人的乡村教师父亲特别希望下一代能换一种方式,他被寄予了走出去的期望。

周端从1968年开始当大队的赤脚医生,同时做些行政工作。他说自己没想过会离开崇明岛,只是想过如果有些机会学习在崇明做医生发展。

与周端同乡的张子让1969年春回乡务农后,担任崇明县广播站通讯员。1972年秋进入堡镇公社广播站做编播工作,兼任公社团委副书记。1974年秋进崇明县委写作组负责报道工作。

希望,被希望,随遇而安。不同的心态,相同的时代。这群被时代限制了教育的人,也在几个特殊的节点被时代带向了新的地方。70年代,崇明人第一次经由知识途径大规模进入上海这座城市。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招,知识分子都流向农村。1966-1970的四年里,中国渐渐失去基础支撑。然而,医院不肯能停收收病人,因此,医学院成了最早恢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的高校。七十年代初,经过层层推荐,“吃得起苦,知识结构还可以”的周端成为试点班的一员,入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1975年秋,在县委写作组工作了一年的张子让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第二年,王霞也进入了复旦新闻系。

1977年,高考恢复。正在中学教书的范本鹤终于迎来了机会,请同事替自己恶补数学,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陆新也在父亲的极力要求下参加了考试,考入上海第六师范学校,成为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尽管对崇明有些留恋,但新的城市带来新的生活,世界一下子变大了。“有一天,我到大伯的上海家里。我就站在他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高楼,尽管楼比现在少很多,但还是大城市的感觉,一下子感到我来到了城市,我将开始一片新的生活。”那是“突然间非常非常舒展的心情”,陆新觉得必须要重新规划自己。

在第六师范学校,陆新读书用功,班主任和校方也了解他之前的经历,因而重点培养。在师范的两年里,第一年他担任班长,第二年便成为校学生党支部书记,被评为市“三好”学生。

此时,虽然“对上海没有家的感觉”,但陆新已经对这座城市有了感情,希望留下来。

大学是融入城市的起点,也是发现差异的过程,比如兴趣、视野、经济状况。范本鹤说:“他们的兴趣爱好,谈的内容跟你不一样。农村的孩子来,好多人不了解,视野不一样,考虑的角度也不一样。口音也不一样。”当时,电子琴刚开始流行,上海市区学生去弹电子琴、听音乐会、去旅游,而对于已有妻儿的范本鹤来讲,首先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在纺织系统的妻子有工作,范本鹤就把教师读书的三十二元津贴中,十元寄给父母亲,十五块留作饭钱,剩下的钱买点书。王霞也还记得当时市区的同学吃面总会加块大排,但自己是绝对不会这么享受的。

范本鹤说:“我们书的阅读量、收藏量,跟上海同学有很大差距。”王霞对此也感受颇深,大学三年,除了过年,她基本上没怎么回过崇明。“一直在自己补课,那时候《高老头》、《红与黑》、《悲惨世界》我基本上都没有看过,所以一上大学就有一种很大的失落。人家讲的名著,我都不知道。”

当时的复旦新闻系共有三个年级,有次要评选三好学生,一个年级一个,结果三个都是崇明人。大一的当选者是王霞,而大二选出的就是张子让。“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神气的。所以在我们新闻系,都觉得崇明人很厉害的。”王霞说:“如果是同等条件下,都是从零开始的话,我肯定比别人学得好、做得好。这点我对自己一直充满信心,事实上也是这样。

需要被认可的年轻人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比较多地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要做得很好,来证明我虽然出身崇明,但是我还是跟崇明人非常不一样。”

大学毕业,王霞被分配到市科协下属的科学会堂。刚开始的半年里,她就住在办公室,晚上做完事就累得拉个床,铺上床褥倒下就睡。科协有着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工作环境,王霞就整天泡在资料室里阅读。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科学杂志发行形势一片大好。当时王霞为科学会堂的杂志工作,该杂志主编由科协秘书长兼任,所以平时的编务由王霞负责。她是同批进入的六个大学生里第一个获得编制的人。入职第四年,王霞成为副主编,所有的稿子实际上都由她敲定。“那时候就比所有的同学好了。”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比较多地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要做得很好,来证明我虽然出身崇明,但是我还是跟崇明人非常不一样。” 在王霞看来,岛上的崇明人保守短见、小富即安。但她也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心里总有一种矛盾感,“对外讲起来,我是上海人;在上海人面前,觉得我跟他们还是不一样的。”她坦言自己欣赏其精致和讲原则,但很不喜欢传统上海人的斤斤计较和势利精明。

第六师范毕业在崇明县团委待了三年后,1983年,第八届团市委换届,陆新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调到市区,当选团市委常委,分管郊区工作。彼时的团市委书记李源潮把陆新介绍给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时,称之以“我们班子里最年轻的常委”,这多少让陆新觉得有点高处不胜寒,“等于把我整个人一下子拔到很高的层次,自己感到很不适应”。

面对众多优秀的同事,孑然一身来上海的陆新“心里空空”的,他必须靠自己的努力重新获得别人的信任。作为青农部部长,陆新要管理十个郊县,以及农场、农业局、水利局等,而他要面对的是一群长他十几岁的资深前辈。那时候,他基本上每天都工作到夜里十二点,有时甚至会在某个工作地住上几天,跟当地县委一起跑乡下,跟市里沟通替对方寻求帮助……干了近半年,一切开始顺利。“那时候,在我人生中,自己对自己重新有了评价,感到城市的天地比农村真的要大得多。再来看崇明,感觉崇明是个很小的地方。”陆新如是说。

其他人亦是如此,在刚步入社会的几年里,非常努力地想要获得外界的认可和信任。脱离了学校的单纯环境,开始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但白手起家终究不易,生活工作异常辛苦。上海人?好像还不是。住房,是最大的问题。

1977年,周端从上海中医药大学教学组转到附属的龙华医院后,就住在医院的宿舍里,结婚也结在宿舍里。十六七个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家三口一直住到女儿读小学才搬出去。“那时又要上夜班,又要弄小孩子,家里面父母亲年纪又大了。上海没有其它的人,也没有人来帮一把,小孩上学也不像别人那么省力地找到这个那个关系,都是靠自己。真的是奋斗过来。”

同样遇到住房问题的范本鹤甚至想过要回崇明。他的妻子是当年下乡到崇明的上海知青,在丈夫读大学期间就回到了市区,和刚生下的儿子挤在娘家,十四个平方住了八个人。计划经济时期借不到房子,毕业后没分配到房子的范本鹤只好住在当时的工作单位——立信会计学院嘉定分校。由于当地老师都回家住,没有家属宿舍,当班主任的他就跟学生住在一个房间里。

然而,住在集体宿舍毕竟缺乏归属感。在丈母娘和亲戚的帮助下,范本鹤在附近找了一间小仓库。“差得一塌糊涂,崇明的羊棚还比它好一点。屋面是漏风的,晚上风一吹就‘呼呼呼’进来,下雨天又漏水,地下很潮。根本不是人住的。”那个时候,范本鹤很想回去,崇明家里至少有挺宽敞的房子,凭他的水平去做老师也能应对自如。但考虑到回归大家庭的妻子和长于市区的儿子,他还是咬咬牙挺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日子。

“为什么讲农村跟上海不一样,渴望留在上海?因为它能给你一片新的天地,让你去创造耕耘,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创造社会价值,这让人有归属感。”陆新说。他在团市委工作一年多的时候,曾被市农委看中,想让其去郊县任职,作为农村干部重点培养。但彼时陆新已不希望再回到局部的乡村,他想把自己的想法在更广大的农村里去实现。“当时搞田园经济,培养了很多青年明星,自己非常有成就感,因为通过我的努力让他们实现了更多的价值,而在一小块地方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样的。”

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城市生活奋斗的过程就是一个改造自我的过程。每个阶段的想法都不一样,都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1988年7月,王霞作为优秀人才从科学会堂被调至上海文广,原本仕途前景不错的她开始踏足电视实务,当时来看,以她的能力和勤奋,今后升至领导层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八十年代末的“一时头昏脑热”给她的上升带来了阻碍。电视台先后三次向市委宣传部上报要提她为主任,都被退回,第三次时王霞知道了原因,从此之后就死了心。

不过这并不影响王霞在事业上的进取。当时一档节目二三十分钟,她通常同时担任三四档节目的制片人。国内第一个谈话类节目《三十呼啦圈》,国内第一个名人访谈节目《名人访谈》,旅游节目《双休时光》,风靡申城的少儿节目《小鬼当家》……2000年,王霞获得正高职称。而在做节目的同时,她还积极跟不同人保持联系,积累了广泛有效的人脉资源。

“一个人这一生,在几十年当中,可以做成几件事,也可以做不成。”王霞说自己在职场的三十年可能做了人家四十年做的事,而很多家境优越的大学同学却还在为评职称时需要的论文发愁。

三十年里的前十五年,她拼命奋斗,安营扎寨;后十五年,则在这座城市中渐渐冒出来,灵活运用方方面面的关系和资源,游刃有余地去做一些事情。此外,王霞很是注重生活体验,当大多数人习惯于待在家里吃饭看电视的日子时,她总是在周末假日往外走。“所以这个价值,就不是大家单纯在职场上的三十年,事实上彼此的价值是完全不等量的。”

对于陆新来说,人生价值包括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经商不只能为家庭创造财富,证明自己有能力改变祖祖辈辈的贫瘠,也能为社会创造财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整个中国都在谈论自由民主,加上社会改革开放,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时,面临转业的陆新想要走到经济的主体——企业中去。1990年,正好有一个团中央派选派去日本进修的机会,陆新认为必须要重新提升自己,于是就去学了一年企业管理。1992年陆新回国后,时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的韩正找到他,问他想要继续走行政这条路,还是做其他事。陆新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要搞企业去。”

“当时没有魄力自己搞民营企业,也没有这个想法。”陆新先在市政府辖下的上海科技投资公司干了八年,分管房地产。然而国企的很多机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效率非常低,他的很多想法得不到实现。“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厌,感到应该换一种比较自由的方式。人呢,最终应该是一种自由,后来想来想去就选择干民营企业,可能是最自由的。”于是,陆新选择了最熟悉的房地产进行创业,一直成功经营至今。

自1977年在龙华医院当住院医生,周端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从主治医生到教授,四十岁评上副高,四十五岁评上正高,五十岁开始带博士生。1991-2004年,周端担任龙华医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期间“写了很多文章,学生也带好了,科研课题也争取了好多,也拿了几个奖”。生活上,一切也都顺遂了不少。周端说,自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担任副院长那几年虽然工作比较累人,但是“从体现人生价值这个角度上说,已经可以了”。而与周端同一批的市区医生中,“做到我这个位子的有,但是不多,可以说我们(崇明人)有点出类拔萃”。

这段时间里,与周端同龄同乡的张子让也在学界辛勤耕耘,撰写多本新闻教材,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大量论文,主持国家级的课题项目。退休之前,曾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亦多次担任国家级新闻奖的评委。

范本鹤原先在立信会计学院嘉定分校任至副校长,后来由于人事局需求于1990年调任干部教育处长。在此之后,范本鹤历任公务员处处长、办公室主任,一直到副局级干部。“我完全是个农村孩子,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背景,就是靠自己做出来的。”

“崇明出来的人,视野小一点,但是你要做点事情还是很踏实的,业务上出类拔萃的很多的。”周端称自己就属于这类过得比较单纯的技术派,而做生意、做行政,关键是综合能力,对市场的把握、人际关系的处理,都十分考验人的胸襟、眼光和风险意识。他说,传统崇明人的风险意识相对较差、做事保守,“揪着芦青打脚洞”,只能在小沟浜里小打小闹,到不了大江大河。“但如果你适应能力比较强,在外面待了几年、跑了几个地方过后,把缺陷都能很好地改善过来的话,都是十分不错的人才。”

陆新说,在城市生活奋斗的过程就是一个改造自我的过程。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是他认同并向往的,而这个追求的过程会从生活习惯、装修品味、交往方式、效率观念等方方面面把自己彻底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被经历打上深深的烙印,每个阶段的想法都不一样,都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事业有成、地位稳固、经济转好,这时候的他们基本融入了城区上海人的群体。“中等水平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对于上海没有自豪感。达到中等以上后,自己有了房子车子,孩子也大了,那个时候的心态就不一样了。”王霞说,此时也不再厌恶家乡,反而生出格外的热爱。2009年,她和兄弟姐妹一起在崇明的宅基地上修建新楼。

迫切而亲近的社交圈

乡情是非常要紧的。在这个社会,利益关系变化无常,但乡情很微妙。

“到了上海以后,出来的崇明人相互之间的联系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你的朋友圈会慢慢变成一个崇明人的圈子。可能大家会感觉到我们都是崇明人,更谈得来一些,干些事情也会比较方便。”陆新自己公司里招了不少崇明人,位于镇宁路与延安西路交汇处的万宝国际广场即由包括他在内的三个崇明商人一起合作建成。

周端说自己对崇明的感情很深,整个社交圈中以崇明人为主,年龄相仿,有些还是原先一个乡镇的。“当时写文章,搞些宣传,乡里面一帮子小青年,刚刚从学校里出来在一起做事,后来一道来上海读书,差不多时候结婚,事业上一点点过来。发展节奏和人生基础都比较相近,而且崇明人待在一起共同语言比较多。”

周端、陆新等刚来市区时,还没有一个官方同乡组织,崇明人之间还是小范围活动。直到14年前,这批人大多事业有成,崇明县政府意识到崇明人在上海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于是成立了崇明经济促进会(下称“经促会”),旨在加强城乡联系,做好联络、协调、服务工作,服务工作如组织医生定期回岛义诊、成立法律小组给崇明籍出租车司机提供咨询。

分散融入城市生活、已成为“上海人”的崇明知识人,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城市化”后,再度以“崇明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活动中。

通过活动加强在市区的崇明精英之间的联系是经促会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活动太老化,这几年去的人都白发苍苍了”,范本鹤说。

于是大约三年前,在周围一些崇明朋友的支持下,范本鹤牵线搭建了一个民间社交圈,级别大约在企业老总、处级以上干部、专家医生、教授等,其中经常联系的有五六十个人。他们建有自己的微信群,每个月会一起出去钓鱼。“无非是交流交流乡情,没什么商业上的需求。不过也有过人通过这个谈生意,这时候我们不做,要变味的。”

崇明人最初在上海这座城市没有社会根基,做很多事都很难,范本鹤对此有切身体会,“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你找谁呀?”

促使范本鹤发起这个关系更为紧密的民间社交圈的原因主要有三难:看病、上学、就业。

“我自己身体好,但是亲戚朋友要看病真的讨厌,急病的时候想找好的医生好的医院,你没有关系休想进去。一排半天啊,拖得人急得一塌糊涂。实在是,看病真的烦啊!”上海各大医院都有崇明籍的优秀医生,范本鹤觉得这一资源必须利用起来。

“现在找个好学校很难,幼儿园、初中、高中,都要去协调的。上海的幼儿园小学都是划区的,划到某个地方,学校差的话,很头疼的。”范本鹤说,如果想考好一点的高中,而分数差了一点,有人脉的话至少可以去该校下属的民办学校,“七宝中学下面一个文莱中学,师资一套班子的,往往用来解决一些方方面面的人”。

“现在读书靠本事靠分数,找工作靠关系。即使你复旦出来的,没好的关系,也可能没有很好工作。”范本鹤直言这就是目前的社会状态,若是毫无门路的农村孩子,则更加吃亏。“我是绝对的寒门,所以深深体会到,寒门的孩子要有人提携一下。”因此,从他在立信会计学院嘉定分校任副校长开始,遇到崇明农村来的学生,通常会尽量帮忙。不过,他也感慨,近年农村孩子在读书上也不占优势,寒门出贵子越来越难。

崇明人离开海岛以后,彼此之间一般都很团结照应。范本鹤说:“大家知道我们势单力薄,我们没有背景,就是靠相互提携。万一有个困难,那就不讲代价,能解决尽量解决。”

上一代的圈子也会影响到下一代子女。如果有小范围的活动,父母有时候会把孩子带去,让这群在市区的第二代崇明人熟悉彼此,保有联系。

“乡情是非常要紧的”,范本鹤说,在这个社会,利益关系变化无常,但乡情很微妙。

第一故乡与第二故乡

“崇明生我养我,而上海给了我知识、职业、舞台。”

听着“哗哗哗”潮涨潮落的声音,望向教室外就能看见滩涂,这是范本鹤的小学记忆。这片海滩后来越涨越大,县政府便决定将其圈起来种树,最终成活的水杉树成了现今东平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亮点。一排排又高又直的崇明水杉遍布公园内外,其中不少是年少时候的范本鹤为赚些家用钱种下的,两毛钱一棵。“那时候,水杉树底下种了好多黄豆、棉花,给它们松土、培土,一年会有一两块收入。”

几年前,他在自家房子周围种了一圈桂花树,金秋十月,整个村里都闻得到范家的桂花香。丹桂花开时,范本鹤雷打不动回崇明。他说自己有着割不断的家乡情感。

“崇明生我养我,而上海给了我知识、职业、舞台。待在上海更有自豪感,事业平台大,而要做事情必须有这个平台。”范本鹤说。在世界观逐渐形成的阶段来到上海,王霞说自己受益于这座城市更多,包括眼界知识、人脉资源。做名人访谈时有意积累下的强大人脉,极大拓宽了她的人生。

少时生活曾经让王霞痛苦不已,“但崇明也给了我很多,让我学会了坚强、努力,拥有走出去的强烈意识,要争取没有的、更好的。这些都是由于条件不好才会产生的,如果条件好了,就会很安逸”。

人生过半,如今讲起崇明,王霞满是亲切。她会自豪地向来到崇明的朋友夸耀本地的好环境,介绍自己当年出生在哪张床上,原来这块地方又是何种模样。美好的回忆好像也多了起来:夏天出了一身汗以后,王霞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跳到民沟里,痛快地洗个澡。六一儿童节或学校开运动会时,总有卖海蛳的小摊出现在校门口,孩子们花个一分钱就能买上的一调羹。海蛳壳中间有个孔,用铜板借力一掰,肉就从壳尾就出来了,鲜极。如今,只要王霞在饭店看到有用海蛳做的菜,必点。

2001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明确将崇明本岛建设为生态岛。200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崇明视察工作时,对崇明建设生态岛的功能定位表示了肯定。

2008年,上海市科委启动了“崇明生态岛建设指标体系研究”科技攻关项目工作,在此基础上,上海市政府此后又向社会公布了《崇明生态岛建设纲要》。

2009年,上海长江隧桥建成通车,崇明、长兴两岛与上海陆域实现陆上连通。定时定班的轮渡不再是唯一的交通选择。2011年,连接崇明和江苏启东的崇启大桥贯通。

张子让说,这些“足以为外人道”的亮点给作为崇明人的他增添了自豪感。而平时他出差到外地或国外,也常常会主动谈起崇明,介绍崇明岛是我国第三大岛,强调自己是崇明人。

相较于其他四位多少带着上海味道的崇明话,张子让乡音未改:“我在崇明生活了20多年,家乡的烙印很深,加之崇明适宜养老,‘根在崇明、故土难离’的意识,随着年老退休而愈发强烈。”

周端在崇明还是有点待不住,不过心里一直挂念着家乡。崇明人来龙华医院找到他,总是能照顾就尽量照顾。前段时间,经促会在堡镇医院给市区的崇明医生设立了一个工作室,很多老专家每个月去一次。早晨赶过去,晚上赶回市区,加上病人很多,周端感到特别累,“但是不管怎么样,家乡那边有需求,都想为他们做点事情”。

周端的父母在九十年代过世,崇明的房子早已破旧得无法住人,他逢年过节回崇就住在妻子家。王霞的父亲早年离世,母亲也已走多年,虽然兄弟姐妹几个在老宅所在地建了新洋房,还雇了邻居看守打扫,但王霞坦言自己对这里没有家的归属感。“虽然崇明的房子里有我的房间,设施齐全,但总感觉最好还是回上海去。在上海自己家的厅里面,我拿条毯子盖在身上,一边吃瓜子一边看电视,觉得非常自由自在。”她也表示不会选择在崇明养老,医院和交通相对来说仍不太方便,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习惯了上海的城市生活,主要的人际关系也都在市区。

不过,陆新对农村还是有种“根的感觉”,常常感到“城市的高楼公寓还不是我的家”。陆新父母都健在,“在父母亲面前还是小孩,尽管我将近六十岁了,但你回到乡下,妈妈还是会跟你讲,你衣服多穿一点啊,别着凉别感冒。因为有人关心你,而这种关心是无私的,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回农村就是有家的感觉。”大队里的很多老人也都记着他,在乡间遇见陆新还会拉着他到路边,“陆新啊,当时你是支部书记,怎么怎么样,会帮我回忆”。

三十多岁时,陆新觉得农村太寂寞,如今感觉又不一样了。“待的时间太长,感觉这个城市太喧嚣了,节奏比较快,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处理,感觉对这个城市又有点厌了。出门就堵车,而且城市里的利益关系讲得很清楚,人情比较薄,所以有时候又向往朴实的农村生活。”陆新如今常回崇明,“现在这个年龄就待得住了,对猪啊鸭啊鸟啊,都很亲切”。

这一扎根上海大都市的崇明知识群体对上海对崇明的感觉,随着经历新人生阶段而不断发生改变,到如今,按陆新的话讲,对崇明、对上海慢慢有种“趋同感”,两边都很重要,都有自己的需求在。他说,等再过个二十年,自己应该就是两边走。“农村里有你想要的,城市里也有你想要的,相互补充。”

当被问及在“上海人”、“崇明人”、“上海崇明人”三个身份中会如何选择,五位都毫不犹豫地选了“上海崇明人”。张子让说,因为崇明人与狭义的上海人有一定的区别,但崇明人又毕竟是广义的上海人。“过去认为是崇明人,现在更多地认为是上海崇明人,这与我生活的圈子和经历的变化有关。我在市区生活了三四十年,已经超过了在崇明生活的时间。”

崇明,上海,故乡,对于崇明人来说,这三个词并非一体,其排列组合体现着种种微妙的联系,某种柔软不足以外人晓。而张子让的表达是:“崇明是我的第一故乡,上海市区是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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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为长江泥沙冲积形成的一个岛屿,崇明岛上的居民都是移民。按照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原则,长江下游的行政区按长江航道中心线分割,于是崇明在其最初的650年里,一直归属江北的扬州路或通州管辖。这一情况到明初起了变化。1375年,崇明被划归苏州府,1497年又兼隶太仓州,直至1911年直属江苏省。民国年间,其隶属关系多次变换:1939年曾划归上海特别市,六年后又改划给江苏省第四区(南通),一年不到再改属江苏省第三区(松江,现属上海市),1949年6月解放后再改隶江苏南通。1958年最终划给上海直辖市,直至今日。长兴岛、横沙岛原属上海市宝山区,2005年5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复划归崇明县管辖。

2016年7月,国务院批复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崇明县,设立崇明区的请示。上海最后一个县撤销,从15区1县,更改为16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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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mments

  1. 一说起故土,就容易让人陷入柔软和复杂的情绪中。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在天下闻名的大上海,仅仅一江之隔的地方,也有着这样一片截然不同的土地,而这片土地上承载的人,对它又有着古怪的,很难说清楚,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爱。
    对于岛上的人而言,身份认同一直很让人困惑,从最开始逃难的浙江句容人,到后来的沙上人,江苏人,最后成为了所谓的上海人,年轻人沉醉于都市的五光十色,可越是深入越能发现和这座城市的格格不入,这是调性上最根本的区别,一如上海话轻俏的音调,和有些”笨拙“的崇明话的区别。
    小的时候觉得岛很大,从陈家镇到绿华镇是一段漫长而遥远的旅程,逐渐长大之后发现,这座岛变的越来越狭窄,逐渐感知到八一路上的店面,在离开一年后仍然叫卖着一样的口号,飞机在落地前的绕圈,远远望去,整座岛屿像是镶嵌在泥沙俱下的长江口的一片指甲。
    我仍然怀念桥隧未通之前,那时候夜晚从上海回岛,车客渡的轮船即将靠岸,鸣响的汽笛声传到很远,一大片黑暗中混迹着几枝不真切的光,似幻似虚。
    (偶然看到这篇文章,很感谢这样的文字。千头万绪,可是又淤塞地堵住,不知道说什么,敲了一些不知所云的字,担心惊扰到你,以及这样的一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一片自留地,我这样的评论会不会显得有些太鲁莽和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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